第二医院28岁的女医生张娟留下一封遗书后,在家中服毒欲自杀,后被家人发现并送到医院抢救。5月10日,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的张娟苏醒,但在找她麻烦的病人家属看来,这场“医疗纠纷”,无法因她自杀以“自证清白”的举动得以平息。
如何给医生减压?针对医生的多方面压力源,应从以下六方面着手:要制定、完善相关法规,给医生以法律保护;要给医生心理关怀与心理疏导,美国有一位施瓦茨患者,因生前接受治疗时受到天使般的呵护,临终嘱托用一部分遗产建立一个替医生减压、提供指导及鼓励的机构,但国内还缺乏类似的机构,医患心理学也有待充实、普及
张娟的“遗书”,充满了愤懑、绝望与无奈,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前些年,笔者在一家都市类报纸做社会新闻时,多次看到过类似的医生写的“书”。最难忘的是一位从事二十多年医务工作的优秀儿科主任,因看到同事被“关系很硬”的患者困在值班室二十几个小时不能获救而崩溃,怀着伤感放下她曾引以为理想的医疗事业,改行去做别的事情。
紧张的医患关系导致女医生张娟决然自杀,悲剧背后值得深思的是,医生为何成为医患关系中最直接的受害者?对于心理压力巨大的医生而言,如不及时排解他们的忧虑,又如何能够保证高质量的医疗服务?
导致张娟自杀的这起事故,医院或许存在一定程度的疏漏,譬如是否对家属尽到足够的告知义务,导致家属在面对新生儿高烧时不能采取正确的就医措施,延误了救治时机。但就女医生张娟个人而言,在患儿出院、自己下班的情况下,她电话解答患儿家长提出的问题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?患儿家属到医院大闹给医院带来的困扰不能转嫁到张娟的身上。从遗书中可以获知,张娟因为“领导批评”和担心无休无止的医闹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,这些压力未得到纾解的途径,最终导致她用极端方法来应对困扰。
在医患纠纷中,医院应该承担起解决矛盾冲突的主体责任,而不是将医生个体推至冲突的最前沿。尤其是在责任认定尚不清晰的情况下,作为公共机构,医院应妥善处置纠纷,避免医生受到无辜伤害。
医患不和谐的压力。由于受社会信任度下降的宏观环境及其他因素影响,医患纠纷频发,关系不和谐,医生常要忍受来自患者和家属的辱骂责备。纠众冲击医院、袭击医生事件也时有发生。统计数据表明,我国每年发生医疗纠纷约1万起,有70%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、威胁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。这给医护人员带来很大心理压力,有一些医生不愿意再让自己的子女从医。看来,说医生“压力太大”并非夸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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